目前，非洲国家面临的美国新一轮关税分为四档：大部分国家适用 10% 的基线关税；安哥拉、喀麦隆、乍得等十余个非洲国家关税税率为 15%；突尼斯关税税率为 25%；南非、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则需承担 30% 的最高税率。这一差异化关税设定背后，暗藏着美国对非的三大战略目标：一是保护美国的本土制造业，通过高关税精准打击纺织业等非洲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；二是控制关键资源，对资源型出口大国实行较低关税，为美国资本进入和攫取非洲资源打开通道；三是施加地缘政治压力，将关税作为外交工具，惩罚在外交立场上与其不一致的国家。
非洲制造业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最大。以莱索托为例，受益于《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》（AGOA）的关税豁免，该国2024年对美出口额超过2.37亿美元，其中纺织和成衣产品占85%以上。在新关税体系下，莱索托的服装类产品被征收15%的关税。由于同样对美服装出口的肯尼亚、斯威士兰、埃塞俄比亚仅面临10%的关税，5%的关税差额使部分工厂开始考虑裁员或向其他非洲国家转移产能。受此影响，莱索托的服装业受到重创，年轻人失业率骤升至50%，莱索托政府不得不宣布进入为期两年的灾难状态。
美国的关税政策还在刻意割裂非洲的产业链完整性。在 AGOA 框架下，非洲国家曾尝试对纺织业上下游进行整合，如埃塞俄比亚建立纺纱基地、肯尼亚发展染整产业，莱索托进行成衣生产。但新的关税政策对成品服装加征较高关税，而对纱线、面料等中间品却维持低税率，这种“差别对待”很可能会迫使非洲国家放弃产业链整合，重新沦为原料供应地。
在对制造业加征高关税的同时，原油产品因被列入“战略豁免”品类而免于加征新的关税。这意味着非洲的石油出口国可以在此次关税战中得到“豁免”。其中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分别是美国在非洲的前两大石油供应国。2024年尼日利亚对美出口总额达到58.7亿美元，其中石油类产品占其对美出口总额的90%以上。安哥拉2024年对美出口总额约为19.1亿美元。对石油类产品的豁免，看似让这两个国家在短期内规避了关税带来的直接贸易冲击，实则进一步强化了它们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，抑制了本国制造业与非资源产业的发展，削弱了经济多元化的动力，从而更难以逃脱“资源诅咒”的结构性困境。
同样，美国对非洲矿产资源的进口保持着极低的关税水平。黄金、铂金、钴、铜、锰等战略矿产被明确列入豁免清单，其中，刚果（金）供应全球70%以上的钴，南非供应70%以上的铂金，这些矿产是新能源汽车、芯片制造等战略性产业的关键原料。通过低关税政策，美国确保了这类资源进口成本的最小化，同时借助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控制定价权，形成“低价进口原材料、高价出口制成品”的剥削性贸易循环，而这种模式曾是殖民经济模式的核心。
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，美国对非的差异化关税并非仅出于经济考量，也被用作外交施压的工具。作为非洲唯一的金砖国家成员，南非近年在国际舞台上多次与美国立场相左，包括谴责以色列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、推动金砖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等。在此背景下，美国虽然对南非的铂金类矿产进行豁免，但对南非的平均关税税率从AGOA下的接近零关税上升至30%，直接打击南非具有优势的汽车、葡萄酒等支柱产业。相反，摩洛哥因在安全和经贸上与美国合作密切，包括为美在北非的反恐行动提供支持，其主要出口的汽车零部件和磷酸盐类产品仅被征收10%的基线关税。对于这种差别对待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·格里尔公开声称，“即便与经济无关，特朗普政府也有权实施各种各样的关税”。
短期内，美国对非的差异化关税将对非洲国家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，长期看，还将限制非洲向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的能力，削弱非洲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的集体声音，增加构建非洲统一大市场的难度。但也应该看到，2024年非洲对美出口货物仅396亿美元，仅占其总出口（6820亿美元）的5.8%，约为非洲对华出口(1168亿）的1/3。美国关税战虽然来势汹汹，但是通过加强与中国、欧盟、东盟等的贸易关系，非洲完全有可能有效地应对冲击。（作者是湖南大学非洲研究院副院长、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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